张光直-《美术、神话与祭祀》读后。
我还是太讨厌晚上突然看完一本书了，数不尽的思绪在脑海中翻涌， 不写又睡不着觉，第二天睡醒了再写，又没有内在的那种冲动与驱动了，这实在是一种两难。于是起床打了个草稿，写着写着发现自己已经没有驾驭这种长逻辑叙事的能力了，也可能是现在科学接触多了，觉得没有论据的逻辑发展已经不太像是逻辑了。
最后还是写完了这篇狗屁不同的文章，作为以文字思考的一种复建手段。
李约瑟难题是一个关于中国古代科技与现代科学发展的重要问题，探讨了为何中国在古代科技上取得了显著成就，但未能在近代实现科学和工业革命。而另一侧的西方反而“弯道超车”实现了近代科学发展的典型。
张先生认为，就世界范围看，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转变有两种基本方式：一种以人与自然关系的改变为契机，通过技术的突破，通过生产工具和生产手段的变化引起社会的质变；另一种则是以人与人的关系的改变为主要动力，它在技术上可能并无更新和突破，而主要通过政治权威的建立与维持开创一个新时代。前者以古代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为代表，其特征是金属工具在生产和灌溉中的大规模运用，贸易扩展，文字对经济的促进等。后者则以玛雅-中国文化连续体作为代表，其特征为金属在政治与宗教活动中的广泛运用，政治分层系统与网状结构的形成。
前者在每次的突破中都会重新衡量人与自然生态的关系，并与旧时代产生断裂；后者则从历史中继承了各种制度、观点和仪式。
三代时期，统治者通过垄断祭祀、文字和美术，实际上是垄断了与神沟通的权力，获得了对龟甲占卜等天人感应的释经权。从汉武帝开始的儒家独尊，所构建的一套完整历史功德叙事对理性知识的打压。儒学强调，统治的合法性（天命）源于统治者的“功德”。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，到历代君主，都在强调自己承继了某种伟大的功业，是历史与上天的选择。这种“功德叙事”成为了建立和维持统治的道德基础。从这个角度看，秦始皇之所以在后世不断受到儒家的批判，并非仅仅因为其“暴政”，更是因为他打破了这种以“仁政”和“功德”为核心的传统叙事，转而推崇赤裸裸的法家权术与暴力。正如贾谊在《过秦论》中所批判的：“仁义不施，而攻守之势异也。”
历史惯性所带来的力量是巨大的，中国逐渐发展出了一套完整的形而上的叙事哲学，再加之统治阶级所带有的对定义权的掌控，暴力几乎就成为了改朝换代的唯一途径。于是乎，近代以前，中国无非在“国之大事，在祀与戎”的圈子里打转罢了。
“国之大事，在祀与戎”。这句话精辟地概括了古代国家权力的两大支柱。
“祀”（祭祀）：这不仅是宗教仪式，更是构建国家存在形式的核心手段。对内，它通过统一的祭祀、礼乐和文化符号，塑造了深刻的文化认同感与社会秩序；对外，它则表现为一种统一的文化输出和历史叙事，用以确立王朝的正统性。
“戎”（兵戎）：这是国家机器的强制力。对内，它是维持统治的暴力基础，确保政令通行；对外，它则是一种强大的军事威慑，用以捍卫疆土和国家利益。在祀与戎基本上说明了古代王朝比较重要的两种统治形式，他们并不是割裂的，而是相辅相成的。这种“祀戎”文明高度关注如何维护和巩固权力，而相对忽视了对自然世界的客观探索。换句话说，整个文明的“主干道”铺设在了政治哲学和人生哲学之上，而非科学技术。
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下，“科学的尽头是神学”、“人终究要回到人生哲学中来”之类的话语是必然不会少的，也不会缺乏受众。在这种氛围下，是选择坚持理性还是选择一种实用主义的人生实现，对大部分人来说，不会是一个很难抉择的问题。